首先，什么叫“三不要”？
       第一，不要轻易搞创新的规划，搞什么路线图、时间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创新这个东西实际上是要搞新的东西，有高度的不确定性。比如说创新，我们有一个设想，到底是今天晚上就实现了呢，还是十年以后，我们真说不清楚，我们只是知道说我们大体上有个什么样的条件，比如说我们给一批人有足够的动力，我给他创造了足够的竞争压力，另外我给他比较好的待遇，还有一个比较好的预期，让他去弄。所以什么时候能搞出来，这个说不清楚。说的意思，无论是我们的政府部门还是我们的企业，还是要有一个思维方式，要搞一个规划，几年之内一定要把什么什么东西搞出来，我说这种东西，你搞的东西可能就不叫创新，挂一个创新的名字这个创新可能也是假的。
       第二，不要指定技术路线。这个主要是针对政府部门来讲的，因为我们现在这些部门比较习惯于，说我要搞创新什么领域中间搞什么东西。另外，以至于规定我应该沿着什么样的技术路线走，规定的很细。其实这个事往往是实现不了的。为什么呢？刚才讲的那个意思，创新实际上是高度不确定的，特别是现在技术进步速度很快。诸位，比如咱们想一想，我就不要说10年前了，5年前、甚至3年前，你知道中国的网购为什么火热吗？不知道的，这些东西能够规划出来吗？我们现在这么多新的技术，今天360企业的代表来了，我们知道现在我们计算机用的这些是免费的吗？不知道的，这些东西创造的条件以后，所谓风起来以后东西就出来了。所以我觉得特别是技术路线这个东西你不要轻易的去规定，这个方面其实我们过去是一种教训。
       李部长在这儿，工业部这么多年推的新能源汽车，我本人在这方面稍微研究了一些，我也不是专家，我知道这么多年，新能源汽车到底主要搞什么？大概10年前说燃料电池，后来德国大众搞了柴油车，说新型柴油车既节能、又环保，以后说混合动力不错，最近几年说电动车技术有了一定的突破，但是现在电动车看来关键性技术其实还是没有突破。我前几年在美国呆着，美国的页岩气，他们研究的是怎么用页岩气推动汽车。所以新能源汽车，我想政府你就规定，怎么节能、怎么环保并不要定标准，你不要轻易规定一定要搞什么车。
       这方面其实我们也有其他的教训，比如最近对TD，就是咱们通讯设备制式的问题，李部长在这儿，我对这个也不太懂，以前也稍微做点研究，我不是很了解情况。我只是说，我觉得我们政府最好不要规定具体的技术路线，因为你规定了这条路线以后一定是封闭了其他的东西，而且搞的最后自己很被动，其实不是一个聪明的办法，往往是作茧自缚，你说过了，最后这个东西不行了。其实我觉得我们政府更多的还是要创造一个好的环境。
       第三，不要急功近利。必须重视打基础，特别是重视基础研究，这个事我觉得现在也有很多说法，比如咱们现在通常的一种说法，咱们的高校和科研单位，写了很多论文，搞了很多研究成果，现在主要转化不出来，这个问题确实也存在。但是我也做过调查，我跟一些教授、一些专家进行过讨论，其实咱们真正有价值的那些能够转化出来很有商业价值的东西多吗？恐怕也不多，在座有企业家，我觉得如果真有那样的东西的话，你们我觉得求贤若渴，那些好的东西肯定要把它抓过来的，这些东西多吗，有价值转化的东西多吗？我们发现也不多，我们更多的是既没有商业价值，也没有什么理论价值的东西，写出来的东西扔在那儿，没用了，这实际反映一个问题，我觉得中国，如果要讲短板的话，创新方面长期来讲，如果我们形成一个创新型大国，很大的短板是技术研究上不去，这个长期以后是没有持久动力的。有人说是中国用不着搞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我们认为主要就是怎么转化、怎么商业化的问题，其实现在，就不说那些小国了，真正大的所谓创新大国，没有一个不是有一大批诺贝尔奖的获得者，这两个东西是有关系的。
       另外，作为企业家可能清楚，现在还有一个特点，所谓过去我们把研究分成三块，一块是基础研究，一块应用研究，然后是商业化的应用。过去可能是对的，现在其实我也做过一些调研，各位企业家可能清楚，这种界限越来越模糊，往往是市场竞争一线的研究人员，他碰到的问题都是最重大的理论支持，他同时所开展的研究也是技术领域中间的前沿问题。我举一个例子，比如像华大基因，基本上第一线，但是他们在国际杂志上发表的论文现在来说是国内最多的，所以我们现在研究和所谓应用性的研究，不会像过去那样分的很轻。而且你的应用性研究真的有大的突破，基础研究一定要有突然，我相信包括互联网方面的，现在互联网发展的很快。像互联网技术方面我不懂，经济学方面有很多非常尖端的东西，为什么一个平台出来以后很多人免费的能够进行下去呢，有很多经济的东西，现在很多经济学理论没有给出这些东西。
       所以我的意思，我们现在的创新稍微时间长一点，干到最后是跟不上去的，卡在什么地方呢？最大的短板我们整个技术研究，特别是大学的技术研究跟不上去。当然你说为什么跟不上去呢？看看我们现在大学整个的教育体系、研究体系，我觉得这个方面一定要反思，这个方面如果不解决的话，也许有一段时间我们还挺热闹的，稍微时间长了我们就没有后劲了，上不去了。
       现在反过来说“三要”：
       第一，要切实保护知识产权。这个事其实讲了很长时间了，我们现在也强调一点，说是保护知识产权并不是由于国家的压力，而是我们自身的需要。就是我们现在到了创新阶段以后，你不保护知识产权，大家没有兴趣，没有足够的驱动力去搞创新。我也听到一些企业讲，说我搞什么东西，比如摩托车行业，搞一个新产品马上别人就模仿，我的东西还没出来呢他模仿的东西就差不多出来了，所以搞到最后创新没有什么好处，最后就搞的价格竞争，所以我们一定要搞出差距来。三中全会有一个重大的一项决定，就是要设立知识产权法院，这个法院现在有一个样子已经出来了，我们希望这个法院一个是要设立，再一个是赶快运作。知识产权保护我们现在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忽略各种企业，外资企业、内资企业、国有、民营，大企业、还是小企业，一视同仁，一定要建立一个公平竞争、公正执法的环境，不能搞选择性，这样实际上是对知识产权保护最终是不利的。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倒是有个建议，我们就是对不同类型的侵犯知识产权案件可以搞一些典型的案例，当然这个是要通过法律的程序，当然搞完以后可以做一些宣传。比如说外资企业知识产权受到损害的例子，内资企业受到损害的例子，国营企业受到损害的例子，民营企业受到损害的例子，大企业受到损害的例子，小企业受到损害的例子，都搞出来，我无论你的身份怎么样，无论英雄出于何处，我们都一视同仁，我觉得我们现在需要有一批案例，向全社会显示我们公正执法的这样一个典型。所以现在讲全面依法治国，口号有了，我们大的目标有了，一定得有具体的行动。
       第二，我觉得是要反垄断。就是我们讲一个好的市场环境，政府要干什么呢？政府是要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但是这么多年你会看到我们的政府对反垄断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各级政府好像兴趣不是很大，最感兴趣的是搞企业合并，据说是为了把企业做大做强，其实我们回过头一想，这不翻回去了吗？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我们过去搞计划经济的时候，有多少全国性的公司，全国就那个公司，那是最大的，你把它合起来中国进入世界五百强的企业会更多。但是问题在什么地方呢？你有竞争力吗，最后你能出那个创新的东西吗？
       这个方面有一个例子，前几年在深圳有一个华为和中兴，有人说他俩家在海外也争的很厉害，也在互相竞价，还不是在中国，是在深圳，把这两家企业合起来多好，合起来不是增强势力，一块出海，增强竞争力嘛。但是我想大家反过来想一想，如果没有中兴近距离的竞争能有劲天的华为吗，华为几乎成了中国创新的一个标杆了，因为前几年按照企业来讲，所谓专利数量华为一段时间是中国最多的，但是我们想问，华为能够搞创新，所谓讲体制机制条件，有哪些体制机制条件，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旁边有个中兴，如果离的很远没用的，一定贴身竞争，这种压力是最直接的，就必须要不停的竞争。所以我们现在遇到一些事，包括市场竞争的问题等等，即使国有企业，其实你可以搞市场份额，如果企业之间一定有这种竞争的话，大家要损失的话，搞区域划分，一个企业搞这个区域，一个企业搞那个区域，这也可能，不然联合搞一个招标公司，回来以后业务分开也可以。
       我觉得我们政府轻易对企业的合并一定要非常谨慎，特别不要搞拉郎配，企业是要合并的，中国将来企业不会这么多了，但是是企业的行为、市场的行为。有人举个例子，你看美国的波音公司把麦道都合并了，你得看当时波音公司是什么经营状况、麦道是什么经营状况，麦道倒闭了，不行了，肯定要合并了，根本新的企业中间没有太大的什么事。
       另外我们合并的时候应该想，从国际上就算大家认为应该合并的企业，大概成功率不到一半，为什么呢？企业的文化，内部资源所谓的协同，非常重要。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政府更重要的是你要反垄断的，你不是在哪儿去搞拉郎配，通过竞争这才是创新的最重要的理念。
       第三，要奖励市场竞争的优势资源。我们最近几年中国研发R&D（音）占GDP的比重很大，但是我听到有一些人，包括国内和国外企业，说中国现在研发投入逐年增长，但是问题你是不是就成为创新型国家了，资金投入了、钱花了是不是东西就出来了，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关键是创新研发的效率问题。我们经常强调我们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确实如此，比如经常举一个例子，叫做“两弹一星”，说当年我们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最后把“两弹一星”都搞出来了，这是没错的，确实是伟大的成就。但是“两弹一星”是解决什么问题呢？解决所谓从无到有的问题，“两弹一星”你搞出来以后，我们现在说汽车发动机过不了关，特别是飞机发动机过不了关，有人说我们把火箭卫星都搞出来了怎么这两个发动机搞不出来呢，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它是有区别的。“两弹一星”搞出来以后，特别是“两弹”，用不着到哪个国家看看炸了响不响，不需要去看它到底管不管用，更不需要参与市场竞争，有就行了，有就有威慑能力。但是现在发动机呢，不是说有没有的问题，你生产、人家业生产，最后你这个东西到底性能怎么样、价格怎么样、成本怎么样、有没有竞争力，需要参与市场竞争的，飞机发动机同样如此，有没有和怎么样是两回事。所以从无到有、和从有到能在市场竞争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里面涉及到我们政府层面鼓励创新，我们政府鼓励创新一定要奖励中国市场竞争而证明它是赢家的那么一些市场竞争优势的，所以政府给点钱怎么花呢？我们过去办法是搞一些课题，评审评审，当然我觉得这个也还需要改，但是也就是圈子里边，你给我投票、我给你投票，这个钱已经花了。要么企业让你搞一个什么什么实验，挂一个什么什么样的牌子，我说这个话有点得罪人了，那些东西真的就把创新东西出来了吗？就是我们政府是不是主要干这个事呢？所以你要奖励市场竞争中间的优胜者，最好的两个办法，一个是需求侧的补贴，比如新能源汽车，你不用去补贴汽车，比如你汽车生产以后达标，你符合标准了上市了，消费者买的时候给你补贴，那是消费者自己选择的。再一个税收，你只要把这个东西卖出去以后，我可以在税收上给你补贴。我觉得以后多一点奖励市场竞争优胜者的办法，对竞争以前的环节也是可以奖励的，但是我们的办法一定要提高透明度，最好少搞点那种形式主义的，在座的很多企业不知道你们怎么想，我说的话可能有些人并不一定爱听，你搞一个实验室挂一个国家级的牌子，真正的搞出创新了吗，现在真正搞出创新的企业有几个挂牌子的。所以我就说，我们现在这点钱能够搞研发的也不多，一定要把它用好，怎么用好？我觉得现在搞创新驱动应该解决这些问题，否则创新驱动可能多少年以后发现中国还是没有改变。
       我就说到这里，我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我本人也是研究者，讲的都是研究者的意见，我今天讲的话可能有些不合适，可能也有一些人有不同的意见，也可以对我们批评指正，但是跟我们单位无关。